作者： 曹丕（三国时代）
魏文帝曹丕
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於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可勉强而得。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文/钟百超
曹丕（187—226），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朝的开国皇帝。文学方面卓有成就，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后世并称为“三曹”。
《典论·论文》为曹丕所创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文论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阶段。
一篇文章应该具有怎样的社会价值？曹丕对此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他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什么文章具有如此高的地位？曹丕从历史的角度予以论述，他说：“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以寿命和荣华富贵为比喻，说明文章的意义。他认为，人的寿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耗尽，荣华富贵也只能止于一身，这两者都不能长久，只有文章才可以留存于世。人的生命有限，如何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靠的就是文章。为此，许多文人做出了思索和实践。曹丕说：“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古代文人，投身于笔墨之中，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即使不借助史官的言辞，官禄的权势，名声自然就流传于后世。因而，文章的流世就是生命延续的最佳方式。
人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都要想到文章的重要性，并拿起笔来，抒写辉煌的篇章。为了激励文人的创作热情，曹丕以西伯侯、周公旦作为例子而展开论证。他说：“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不务，不以康乐而加思。”西伯侯遭幽禁时写下《周易》，周公旦显达时写下了《周礼》。一个人不应该因困境而耽误事业，不因显达而改变志向。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因而时光是宝贵的。一个热爱创作的人，一个视创作为生命的人，一定会珍惜光阴，争分夺秒去进行创作活动。曹丕提倡向古人学习，他说：“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古人看轻径长一尺的碧玉而珍重一寸光阴，因为害怕时光流逝。但是，如今的人又有多少能够做到。因此，曹丕指出了今人的种种弊端，他说：“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惧于饥寒，富贵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亦志士大痛也!”多数人不知道努力，贫贱的人止于饥寒交迫，富贵的人止于眼前的安乐。他们都只知道眼前的事务，因而错失了建立千秋功业的机会。日月如梭，时光流逝，人的身体逐渐衰老，突然就会发现人与万物一样正在变迁中死去，这是有识之士最为痛心的事情。曹丕还以孔融等人和徐干做比较，他说：“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孔融等人已经逝去了，只有徐干写成了《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文章的灵魂何在？曹丕提出了“文气说”。他认为：“文以气为主。”什么是“气”，曹丕没有做出阐释。但我们认为，所谓“气”，应该是创作者个人所具备的思想境界、文化修养、个性特征，以及人文情怀等。“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无论自己创作，还是评价他人，都应该以“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同时，曹丕指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力而致。”气有清浊之分，不是靠用力气就能达到的。为了更好地说明“气”的特征，曹丕还以音乐打比方作比较。他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音乐的曲调节奏有统一的标准，但是由于运气行声的不同，其效果也会迥然不同。曹丕进一步指出，气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气也有差别。他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为什么运气不同，因为有些人娴熟精通，有些人生疏笨拙。即使父亲、兄长，也不能将它转移给儿子、弟弟。
曹丕认为，任何一篇文章都是由本和末共同建构而成。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文章的“本”和“末”是什么？曹丕也没有予以说明。但我们认为，所谓“本”，指的是文章的内容，即主旨、思想感情等；“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形式方面的特点。因此，一篇文章，其“本”是相同的，彼此的差异在于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
曹丕首次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他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在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的具体表征。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
一个人想要留下千古美文，应该具有怎样的写作态度？曹丕不无遗憾地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具体表现为“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章的文体有各种各样，一个人不可能擅长所有文体，但是有些人偏偏只看到自己的优点，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拿自己的长处去对比别人的短处。他还以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璨、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作为例子，他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这七个人，在学问上无所遗漏，在文辞上无所假托，就像千里马一样驰骋，齐驾并驱，如果让他们彼此称服，也确实有困难。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再与他人作比较，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免于文人相轻之累，而后从容作文。
曹丕还提出，要创作优秀的文章，还有力戒两种取向。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尊古卑今、舍近求远，喜虚名而不重实际；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不能认识到自己创作的缺陷，自我感觉良好。
《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评论的风气，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和肯定，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确立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以及“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它的出现，既为文学批评理论开拓了新局面，也为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因而，其意义是重要而久远的。建安之前，中国的文学批评仅有只言片语，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建安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状况以及时代潮流的变化，文学创作异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行为有显著的提高，评品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曹丕的《典论·论文》横空出世。
如今品读《典论·论文》，仍然感到那个时代浓浓的文学气氛。他是一个时代的高峰，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拓者。中国文学不能没有建安文学，更不能没有曹丕的历史地位。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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