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困难之处在于它无法被证实，它可以很容易被否决却无法被证实。
所以在有一天我们发现这条路上走的人比想象的要少，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它无法被证实。
但是对于相信的人不需要证实，因为跟爱一样无法证实只能显露，但只有有爱的人才能看到，只有相信的人才能看到它的光辉，所以注定孤独。
也许同路者间的证实只能靠光的交汇，那是言语无法瞬间到达之处，言语是间接的。
在这孤独之路充满了自我怀疑与自我放弃，因为这条路是靠着自我的决定、自我的意志、不从众的决绝。
你要决定是否走入那片黑暗，你要决定走入哪片黑暗。
你不知道这苦难是否足够，你不知道你是否会被吞没，你不知道你能否走出，但是如果你不选，你连那微弱的光都失掉，你就会成为黑暗的影子。
如果无法被证实就去证实自由。
在精神分析历史中，活跃着一些关键的人物，他们在世纪转角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间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就是这些关键人物的简介（以出生顺序排列）。
桑德·费伦齐
（Sandor Ferenczi 1873-1933）
弗洛伊德的最早期追随者，匈牙利出生的费伦齐因他对分析界限的试验众所周知，他将此记录在其临床日记里面（见Dupont，1995）。他对环境创伤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特别感兴趣。
卡尔·亚伯拉罕
（Karl Abraham，1877-1925）
创立了德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亚伯拉罕是位杰出的临床观察者，英年早逝。他是梅勒妮·克莱因的第二个分析师，他对原始精神病性精神过程的观察（亚伯拉罕，1924）在她的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欧内斯特·琼斯
（Ernest Jones，1879-1958）
在伦敦创立精神分析的威尔士人琼斯是弗洛伊德的正式传记作者。他仍是一个朋友和通信者，并帮助弗洛伊德在生命最后时刻到达伦敦安全场所。
琼斯几十年来是英国精神分析的主要政治人物。他的科学观点开始同弗洛伊德的观点分歧，例如关于女性性欲的观点，而且对克莱因的观点感兴趣，鼓励克莱因定居在伦敦。
梅兰妮·克莱因
（Melanie Klein，1882-1960）
克莱因因发现弗洛伊德早期作品受到鼓舞，首先在布达佩斯接受费伦齐的分析，而后在1928年来到伦敦之前在柏林接受亚伯拉罕的分析。象安娜·弗洛伊德一样（见下），她直接同儿童包括一些很小的儿童一起工作。
当更早的分析师常从和成人的工作中推断儿童精神生活时，克莱因直接观察不安儿童如何借助游戏来表达他们最深的恐惧和幻想。
她在重要方面扩展了弗洛伊德的发现（包括他关于死亡驱力的观点）。她的工作有争议，在20世纪40年代引起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的危机。
安娜·弗洛伊德
（Anna Freud，1885-1982）
安娜·弗洛伊德1938年作为避难者同父亲一起来到伦敦。她已作为教师和精神分析师受到培训，与父亲不同的是她有受过分析的儿童。
她对分析性发展理论的贡献既来自她对父亲的理论尤其关于精神结构理论的承诺，也来自她对儿童的直接体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建立了汉姆浦斯忒得战争托儿所，用于因为战争而与家庭脱离且富有创新性的儿童居住场所，如将重点放在用任何可能方式保护儿童对父母亲附上以及给他其它稳定亲附人物。
安娜·弗洛伊德和合作者坚持在许多儿童保健领域如社会保健和法律方面影响实践和政策。安娜·弗洛伊德采用对儿童详细观察的艺术来培训一些本身是难民的年轻合作者，这些观察已得到生动记录。
在1947年她同一个临床和研究中心一起组织了对儿童精神分析的培训，该中心以汉姆浦斯忒得儿童治疗课程和临床教学（Hampstead Child Therapy Course and Clinic）而知名，在她去世后重新命名为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并继续提供临床工作、研究工作和培训。
詹姆斯·斯特雷奇
（James Strachey，1887-1967）
詹姆斯和他的妻子阿力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是精神分析‘上层阶级住宅区’团体（‘Bloomsbury’ connection）的一部分，詹姆斯是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兄弟，当阿力克斯在1924/25年离开到柏林的亚伯拉罕那里接受分析时，她和詹姆斯彼此的通信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分析文化的迷人之处（Meisel和Kendrick，1986）。
詹姆斯·斯特雷奇是将弗洛伊德著作译成英文的主要翻译者。在1934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他认为精神分析如何起作用的创新性论文（斯特雷奇，1934），直到今天仍经常提到。
罗纳德·费尔贝恩
（Ronald Fairbairn，1889-1964）
费尔贝恩是客体关系理论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从弗洛伊德对驱力释放和快乐寻求的重点转移到将人基本上看成关系寻求。
费尔贝恩和克莱因的思想在早期有一些相似处，克莱因借用并修改了费尔贝恩的‘分裂样’人格模式的观点。
在费尔贝恩看来，内部世界不是由从一开始就影响对外部现实理解的天生幻想组成，而是作为对外部关系中难免不如意体验的替代和补偿而发展起来。
费尔贝恩把母亲的冷淡（比如由抑郁引起）视为对婴儿的显著创伤。孩子会感到他不是用恨（抑郁反应）就是用爱（分裂样反应）破坏了母亲的感受。
海因茨·哈特曼
（Heinz Hartmann，1894-1970）
哈特曼是来自维也纳的避难者，定居在纽约。他和克里斯（Kris）及罗文斯坦（Loewenstein）一起创立了在大约20世纪80年代以前统治北美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学派。
如同米切尔（Mitchell）和布莱克（Black）（1995）所提出，当弗洛伊德这位考古学家探究关于婴儿性欲和攻击埋葬极深的遗物时，象哈特曼这样的追随者对弗洛伊德未发掘且放置一边的精神生活更普通特征感兴趣。
哈特曼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自我；自我的结构、防御和对现实的适应，而且将精神分析大大拓宽同传统心理学相关部分重叠。哈特曼将弗洛伊德对做梦和寻求快乐、最后被迫面对不受欢迎现实的婴儿观点彻底改变为决意寻求对环境适应的生物观点。
唐纳德·温尼科特
（Donald Winnicott，1896-1971）
温尼科特作为一个儿科医生将他多年的经验和观点带到精神分析中。起初受克莱因的深刻影响，后来他发展了自己关于婴儿和儿童发展的独到见解，将注意较少放在内部幻想生活上，较克莱因相比对环境影响给予了更多重视。
关于在发展中攻击和恨的起源和作用，温尼科特和克莱因的思想有显著差异。温尼科特的许多观点是关于临时客体和临时空间、支持容纳性环境、足够好的母亲、真自体和假自体的观点。
迈克尔·巴林特
（Michael Balint，1896-1970）
巴林特1938年从布达佩斯来到英国，曾同费伦齐一起工作。他是个活跃而独立的思想家，感兴趣于精神分析观点和其它学科的相互补充。
他因同全科医生的小组工作而出名——巴林特小组（Balint Groups），不论会谈有多么简短，在小组里他帮助全科医生考察医患关系并从中学习（巴林特，1957）。
巴林特也同深度失调的病人一起工作并创造了涉及未整合心理剥夺（unintegrated psychic deprivation）深层次的基本错误（巴林特，1968）这一术语。
奥托·费尼切尔
（Otto Fenichel，1897-1946）
费尼切尔是个医生，从1915年在维也纳大学参加弗洛伊德学术讲演，后来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组的坚定成员。
他在1920年被选为维也纳学会成员并作为精神分析医生、学者及教师作出贡献，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学说将经典理论和技术系统化，希望建立‘精神分析的正确应用’（费尼切尔，1945）。
作为一名编史家，他第一个写精神分析运动连贯的社会历史。在搬到挪威（Norway）（1933）和布拉格（Prague）（1935）住后，他移民到洛杉矶（Los Angeles）。
威尔弗雷德·比昂
（Wilfred Bion，1897-1974）
比昂由克莱因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军队精神病医生工作，其早期的精神分析发现与士兵中首先观察到的小组过程有关。‘北地试验（Northfield Experiments）’牵涉到运用小组工作的士兵的创新性精神康复（比昂，1961）。
比昂后来继续同精神病人工作并作出对正常和精神病个体原始精神过程以及思想性质本身的创新性发现。他对母性（和分析性）抑制的描述是对克莱因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它表明环境是如何同个体的人格和内部幻想相互影响的。
比昂常刻苦读书，他的一些更易理解的论文收集在《第二想法》（Second Thoughts）中（比昂，1967）。
玛丽恩·米尔纳
（Marion Milner，1900-1998）
米尔纳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接受分析性培训之前，已经发表了几本有影响力的书本之一，《一个人自身的生活》（A Life of One’s Own）（米尔纳，1934）根据她内心体验日记和解放潜意识想法的尝试写成。
米尔纳在培训期间接受佩尼（Sylvia Payne）和温尼科特的分析，成为独立组（Independent group）一位有影响的成员，在美学和创造性领域作出贡献，一部分通过研究她自身艺术创造性和对此所遇阻碍而见识极广（收集的作品见米尔纳，1987）。
约翰·鲍尔比
（John Bowlby，1907-1990）
鲍比在英国社会接受培训，借助他对亲附和丧失的观察工作建立起精神分析和性格学之间的重要联系（鲍比，1969，1973，1980）。尽管鲍比从分析工作转移到性格学研究，他遗留下来的知识仍使精神分析同外部可见内容以及我们哺乳动物特征联系在一起。
鲍比和后来研究者对亲附理论的研究为许多客体关系观点提供科学支持。他的工作也在社会上意义重大，重点放在母亲和儿童过早和延长分离的创伤性影响，如在住院期间。
赫伯特·罗森费尔德
（Herbert Rosenfeld，1910-1986）
罗森费尔德是一位医生，1936年从德国迁移到伦敦以逃离纳粹迫害。他对理解和帮助在精神病院遇到的精神病人感兴趣，那时为那些病人几乎什么也不能做。
他意识到精神病中器质性过程（organic processes）的重要性，却发现对病人如何思考和认识世界的准确共情和理解常能减轻病人的障碍。
他由克莱茵分析而且同西加尔和比昂一起作出从克莱茵理论观点到对精神病的心理理解，从而到对所有人类心灵中能在一个水平发生的反常原始过程理解的创新性贡献（罗森费尔德，1965）。
他也因为关于人格病理学结构的工作受到注意（罗森费尔德，1987）。作为在英国和国外都受人欢迎和有献身精神的教师，他对在战后本地德国精神分析文化的修复作了巨大贡献。
贝蒂·约瑟夫
（Betty Joseph，1917-2013）
约瑟夫从社会工作转到精神分析，像许多精神分析师一样受到她与母亲和婴儿在一起职业工作的影响。她对克莱因的观点感兴趣，是英国后克莱因学说发展的一个主要人物。
她工作的主要领域是关于临床技术，尤其对人可在其中得到理解和逐渐转化的内部世界的错综复杂在每时每刻临床互动的细节中如何表现这一点感兴趣（约瑟夫，1989）。
汉纳·西格尔
（Hanna Segal，1918-2011）
西格尔在波兰出生并接受医学培训，但在纳粹侵占开始她和父母是从巴黎逃离到英国的。像比昂和罗森费尔德一样，她对有关精神病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贡献开始于她对精神病‘过期病房（back wards）’的工作，在她的病例中帮助生病且几乎不懂英语的波兰军人。
最初在爱丁堡受费尔贝恩鼓舞，她接受克莱因分析并在克莱因学派传统中成为卓越的作家和思想家。她在形形色色的领域如象征形成（symbol formation）、美学和文学（西格尔，1981）作出贡献，曾是对核扩散狂热最主要的批评家（西格尔，1997a）。
海因茨·科胡特
（Heinz Kohut，1923-1981）
科胡特创立美国自体心理学学派，坚持认为心理缺陷而非冲突是许多人患病的原因，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传统美国自我心理学的主要挑战者。他的一些工作与温尼科特和其他英国独立派（British Independents）的工作结合在一起。
科胡特对他所见的优势模型（dominant model）盲点起反应，强调对父母并延伸到对分析师的需求，反映（mirror）儿童/病人，理解他/她对自恋性表达诸如理想化和无所不能的需求，不用可体验为谴责和说教的草率解释。
科胡特对不真实自体在其中带着同他人反常分离感发展起来的全神贯注或自恋性养育（preoccupied or narcissistic parenting）特别感兴趣。
他不认为恨和攻击是原始的，而认为是对创伤的继发反应。科胡特提出共情和协调而非解释和领悟是治疗的关键因素（科胡特，1977）。
约瑟夫·桑德勒
（Joseph Sandler，1927-1998）
桑德勒研究心理学和医学，按经典精神分析传统接受培训，将他非凡的临床和研究技能结合起来，成为欧洲第一个获得完全专业认可的分析师：担任精神分析几个主席职位。作为国际人物，他任几期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主席和《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编辑。
他的理论贡献建立了在经典驱力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内部表象世界）之间对美国自我心理学起作用的桥梁。他参与同不同理论取向的积极意见交流，尽力促进理论的精确。
转自：心师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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