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光明日报记者 罗旭 张哲浩 周晓菲
今年7月1日，陕西延安，宝塔山、枣园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装扮一新，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上午8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驻足，就近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很多游客都是在党的百年华诞之日，专程来到延安重温红色记忆。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共产党人的红色灯塔。这片厚重的土地，孕育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辉煌。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革命家们极其俭朴的生活细节中，斯诺发现了一种伟大的“东方魔力”。他断言这种力量是兴国之光，胜利之本，并向全世界作了报道。
“东方魔力”背后，是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生长的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思想的凝聚——延安整风运动》（油画）郭健濂、陈宜明
延安市区俯瞰新华社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七大会址位于延安杨家岭，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基地。2015年2月1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调研。他动情地说，这里我来过多次，插队时每次到延安都要来看看，每次都受到精神上的洗礼。
1935年到1948年，13年延安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低谷走向高峰。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当年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创造辉煌、成就伟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确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938年，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问题时表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1939年在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毛泽东更是明确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确定为抗大首要的教育方针。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它集中体现在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在延安的13年中，我们党从之前经历的挫折中快速成熟起来，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其中最根本的，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以延安时期为起点，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充分证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正是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屡遭挫折和失败的境遇下，激发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斗志和磅礴力量。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用近30年时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用40多年时间进行改革开放，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今天我们学习百年党史、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宦洁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
党中央经过长征落脚陕北后，为了从理论上对主观主义进行彻底批判，毛泽东同志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露和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1942年2月开始，毛泽东同志又领导全党进行普遍整风，正式树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贯穿于延安精神的各个方面。从1935年到1948年，作为中共中央领导革命和斗争的所在地，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党的七大、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实现兴党兴国的重要法宝。”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许耀桐说，“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目标、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新时代，延安精神中蕴藏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凝聚人心、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伟大事业提供了重要动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瓜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老百姓连的共产党，共产党连的人民。”从延安时期起，陕北有首民歌传唱至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作为延安精神原生形态的“抗大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五老精神”“南泥湾精神”，都是人民情怀、群众至上的公仆精神。我们党正因为始终用延安精神这个“蔓子”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认同和拥护。
在延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思考的重大课题。1939年2月，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同志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提了出来。1944年9月，在中央直属机关和警备团召开的张思德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1945年，党的七大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作为党的宗旨写进党章，科学回答了共产党人“干什么”“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执政宗旨和价值取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医院、办保育院、办识字班。1945年，仅教育投入就占了边区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
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蒋介石准备接待经费8万元；陈嘉庚到延安后，毛泽东请他吃晚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味鸡汤。这味鸡汤，是邻居老大娘得知毛主席有远客，特地送来的。后来，陈嘉庚在缅甸仰光华侨欢迎会上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也许，就是那顿饭那味汤，让陈嘉庚看到了国共两党的差别，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还有什么理由不拥护，还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呢？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靠的就是始终把“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仍然会有乱云飞渡、风吹浪打，只要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人就没有战胜不了的风浪。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1941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第359旅，肩挎钢枪、手握镢头来到南泥湾，开辟了“陕北的好江南”。自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
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尤其是在1940年后，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层层封锁围困，连一粒粮、一尺布都不准进入边区，我们的军队面临着没有补给的艰难境地。
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使人们颓废萎靡，畏首不前，而是激发了人们的豪情壮志，赋予人们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豪迈之气。1941年，为摆脱困境、打破敌人的封锁，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有效克服了严重的物资困难，保障了抗日经费的供给。
1945年8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一贯的精神风貌。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中国梦铺垫了雄厚的底气。蛟龙下海、嫦娥奔月、复兴号驰骋万里……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让新时代中国不断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先进技术、关键技术求不到、买不来，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掌握知识产权，才有市场竞争力、才有国际话语权。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时指出，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回荡在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处，雕刻着亿万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懂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懂得当代中国。
现在，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约7.5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过22倍，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稳定器和重要发展引擎。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延安精神是一座丰碑，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基本特征和精神伟力。”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赵耀宏说，“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新胜利，需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不断前行。”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3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守望家园】
作者：葛恒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民歌（歌谣）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性质上是通俗文化。它既是精英文化产生的前提，也是滋养精英文化发展的沃土。例如被后人奉为经典的《诗经》、楚辞与汉乐府中的很多作品，就或是直接来自于民歌，或是受到民歌的影响，表现出浓郁的民歌色彩。但是，随着社会阶层逐步分化，作为通俗文化的民歌在民间广为传播，却被士大夫文化疏远和轻视。
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以民歌为代表的俗文化重新被雅文化接纳，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雅、俗文化表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在此期间，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它的崛起和演进，不但促使民歌为新诗乃至新文学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而且促进了民俗学、歌谣学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因此生发出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牵引着新文化建设走出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承之路，是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典型范例。
1918年初，在蔡元培、沈尹默和刘复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发起了在全国征集歌谣的号召。周作人、刘复等担任征集运动的领导者，顾颉刚、魏建功等是征集活动的骨干成员。社会名流和知名学者的率领，使得征集运动在起初就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全国大部分省区都有学者参与进来。从1918年2月征集运动开始至1936年6月结束，征集到的歌谣总数达16000余首。与此同时，在歌谣征集运动的持续影响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收集、整理和研究民歌的热潮。从1922年至1937年，全国各地出版的民歌集有61种，发表研究论文100多篇。仅从文献保存的角度来说，它为新文学、歌谣学、民俗学、历史学乃至人类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如果从文化传承和建设的角度看，它具有多方面的内涵。
首先，它促进了民俗学在中国的兴起，为大众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俗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但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改变了这个状况。歌谣研究会明确提出：“民俗学的研究在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歌谣征集运动的“第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切合了新文化运动对民众进行启蒙的追求。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宗旨就是改造民众的思想和灵魂，促成民众的觉醒和解放。而民俗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对民俗的研究是开启民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路径。征集活动不但收集了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等资料，为民俗学研究准备了广泛而丰富的文献，而且“对歌谣学、民间文艺学乃至于民俗学的问题，作了初步或比较深入的探索和解答”。这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的诞生。1926年至1930年春，顾颉刚、容肇祖等人南下广州，和中山大学的钟敬文、杨成志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民俗学会”，并创办了《民间文艺》周刊，从而将北大以歌谣收集、整理和研究为中心的民俗学活动带到了中山大学。他们明确提出将建设大众的新文化作为民俗学运动的主要宗旨。通过几年的努力，“民俗学会”不但在资料收集上成就卓著，而且在研究上也融进了现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顾颉刚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是一篇著名的论文，它阐述了对圣贤文化和民众文化、旧文化和新文化的看法。既能站在现代启蒙的立场上，指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不同性质，又能以客观科学的态度，看待继承旧文化与建设新文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建设平民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新文化建设的代表性成果。
其次，它为新诗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推动新诗创作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主张废弃文言旧诗，写作白话新诗。但是，起步时期的白话新诗，主要取法欧美意象派、浪漫派等诗学资源，无论是理论倡导还是创作实践都相当稚拙，难以成为攻伐文言旧诗的利器。在这种困境下，周作人、刘半农等将视野投向了本土的民间资源，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被倡导发起的。它的成功实践，为新诗的建构提供了本土文化资源。除了理论上重视民歌，胡适、刘半农等在创作上更是身体力行，其中刘半农的成就最为突出，其作品《教我如何不想她》在当时广为传颂。这首诗借鉴了民歌托物起兴、反复咏叹的表现手法，既实现了含蓄、深沉的情感氛围与回环往复、悠然绵长的节奏韵律的谐和共振，又在谋篇布局上突破了民歌单一的直线性结构，从而使白话新诗获得了自身的品格。可以说，伴随着歌谣征集运动的全面展开，周作人、刘半农等在传承古典诗学传统、借鉴西方诗学资源两条大道之外，又开辟了一条僻静而悠远的民间小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本土文化资源，促成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最后，它使歌谣学走进了大学课堂，是雅文化与俗文化走向融合的标志性历史文化事件。
在歌谣运动的影响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对歌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28年12月，朱自清在燕京大学以《中国歌谣之起源与发展》发表演讲，将历来不被文人重视的歌谣带进了大学讲坛。第二年9月，他又在清华大学为学生开设“歌谣”选修课，第一次将歌谣学作为大学本科的一门课程。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它不但意味着歌谣学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而且标志着雅文化与俗文化的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要而言之，歌谣征集运动在民俗学、新诗建设、歌谣学三个方面取得的成果，是雅文化主动接纳俗文化的结果。它提醒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民歌、民间故事、传说等通俗文化资源的开发，这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不容忽视的一个路径。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7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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