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作为中国期货市场最早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朱玉辰在国内曾先后成功创立和管理了大连商品交易所(大商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金所)。下文摘自朱玉辰《一篇论文开启的期货人生——我所经历的中国期货市场三十年》。
新加坡亚太交易所首席执行官 朱玉辰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国期货市场启航三十周年,我与期货市场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理论构思到创办市场,从创办期货公司到创办交易所,从商品交易所到金融交易所,从期货到银行再回到期货,从境内市场转战境外市场,有人说,我是期货市场的探索者、耕耘者、布道者。回首来时路,我想说,我只是有幸遇上了这个时代、遇上了期货,从而使期货成为我的DNA,贯穿了我至今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使我有幸完整见证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一篇论文定命运
回首过往,可以说,是一篇期货论文踩准了时代节拍,决定了我的人生发展轨迹。1986年,我在东北财经大学攻读商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写了篇题为《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的论文,在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杂志上发表。这是中国学术期刊中可查的第一篇以建设中国期货市场为主题的论文。这篇论文得到了时任商业部部长刘毅同志的高度重视,也让刘毅部长对我有了深刻的印象。由此,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商业部工作,担任刘毅部长的秘书。
当时我并不知道,那篇关于期货市场的论文也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市场组主任田源同志的重视,因此我也受到了他的关注。1988年2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亲笔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同志,要求组织专门力量研究国外期货市场制度,解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问题,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马洪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田源,田源随即组织了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机构的部分同志,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期货研究小组),田源同志作为发起者,任组长,杜岩、常清、廖英敏、刘俊英等同志都是骨干成员,我也成为其中的研究骨干之一,而我的期货生涯也从此正式开始!
“北京烤鸭”将上期货
1989年10月,经芝加哥Sidley Austin LLP 律师行合伙人杰夫·哈里森先生介绍,我来到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工作研修。中国人第一次在期货“圣地”芝加哥CME和CBOT两家期货交易所接受系统培训,这在当时的芝加哥成了新闻。他们在报刊上刊登了我在交易池里的大幅照片并报道:一个中国人在CME——看来“北京烤鸭”将上期货。
1990年5月份,我回到北京,开始参与中国期货市场建设实践。1990年下半年,商业部成立了全国粮食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设在中国粮食贸易公司。我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一职,具体负责全国八大粮食批发市场引入期货机制工作。当时粮价处于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运行时期,直接开展期货交易显然有一定的困难,但可以通过引入期货机制(譬如保证金制度、标准化合约、竞价机制等)建立远期市场,以改造我们传统的粮食批发市场。在这样的思路下,当时国内八大批发市场被纳入试点,其中郑州试点推进速度很快。1990年年底,新中国第一家具有期货机制的市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鸣锣开市,1993年又成立了郑州商品交易所。期间我奔赴郑州十余次,牵头并执笔起草了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主要交易、结算规则。
50万元创办上海中期
1992年,物资部对外经济合作司田源同志提议,由物资部与商业部合作设立期货公司。1992年年底,由物资部和商业部直属企业为主要股东,联合投资成立中国国际期货公司(以下简称中期)。田源任董事长,卢建任总裁,我和王新政、张新华任副总裁。
1992年春节刚过,我从中期总部领取了一张50万元支票,单枪匹马来到上海,开始创办上海中期。那时创业很艰苦,我带领公司人员白天从事国内期货交易,晚上从事国际期货代理,使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成为中期体系内最大的期货公司,也是当时国内期货公司中单体规模最大的期货公司。1994年、1995年,我又陆续接管了深圳中期、武汉中期、沈阳中期、辽宁中期四家期货公司。
大连商品交易所“保卫战”
1996年10月我加入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那时我国的期货市场刚经过第一轮清理整顿,全国仍有15家期货交易所,但由于整个市场自律管理体系尚未建立,规则体系不完善,风险事件频发,第二次清理整顿迫在眉睫。在此情况下,大商所面临着是否能保留下来的严峻挑战。
为了生存和发展,当时一些交易所将目光盯在交易量上,而忽视市场风险的防控,风险事件频发,临时通知满天飞。美国期货市场的发展经验告诉我,期货市场源于套期保值的需求,期货市场是管理风险而不是制造风险的市场,风险防范是期货市场的生命线。大商所地处东北一隅,东北是玉米、大豆的主产地、大粮仓,大连是东北粮食外运的中枢,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发展期货市场,我们要时刻不忘市场建立的初衷,要基于地区实体经济的基础,发挥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在这样的思路下,大商所耐住了寂寞,专心于“做事”而不是“做市”,保持了市场平稳运行和期货功能的正常发挥,取得了保卫战的最终胜利,成为仅存的三家期货交易所之一。
两封信和一个“工程”
2003年,我们更加深入地走进产业,从“三农”服务切入,开启了一系列的产业服务探索。
2003年9月,国际国内大豆期货价格启动了一波快速上涨行情,大豆期货价格很快由每斤1.05元左右涨至1.25元以上,创出10年来的新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庆节一过,我来到黑龙江,走进田间地头开展调研。那时东北农民已经开秤卖豆,但调研时发现,很多豆农还在根据去年秋天和当时周边商贩的收购价,以每斤1.05元甚至更低价格出售。看在眼里,急在心头,10月9日,我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了一封“关于确保种豆农民增收的紧急建议”的信,提出希望引导农民把握这次行情,把手中的大豆卖出好价钱。在宋法棠的批示下,黑龙江电视台等媒体连续播报国际国内大豆价格情况,产区大豆收购价格迅速与销区价格对接,持续上调,切实保护了豆农的利益。
2004年3月,在国际、国内大豆价格达到十五年来新高之际,我借在北京参加“两会”的机会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封建议信,呼吁引导东北豆农利用期货市场先卖后种,在扩种大豆的同时利用期市避险,促进农民增收。当时温家宝总理和黄菊、回良玉副总理均做出重要批示,黑龙江地区的一些企业开始积极与农民寻求合作,引导农民提前在期货市场卖豆。
在2003年的信息服务和2004年“先卖后种”两次有效尝试下2005年,我和大商所人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开展“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引导广大农民利用现代市场机制指导生产经营,为当地粮食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筹备中金所,四年才开业的“猪坚强”
2006年6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成立,我被委任为党委书记、总经理。建立初期,证监会领导给我的指示是:抓紧筹备,争取半年准备好,最多不能超过一年。可是,事与愿违,等开业的指令一等就是四年。
在那漫长的一千多个日夜里,我和中金所的同仁们并不是被动地在“赋闲”。一方面,我带领着队伍开展了仿真交易;与此同时,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投资者教育活动预热市场;此外,还组织大批员工到期货公司业务一线锻炼,打破交易所与期货公司之间的“楚河汉界”,使员工直接接触客户、了解客户的需求。
天道酬勤,漫长的四年过去了,2010年4月,我们把握住时间窗口,顺利推出了沪深300股指期货,清理整顿后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期货扬帆起航!
再出发、下南洋 创办新加坡亚太交易所
期货交易所是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中心标志性机构,如果中国资本走出国门在新加坡投资设立交易所,其意义不亚于在东南亚修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由此,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新加坡,建设一家开放的衍生品交易所的愿望在我脑海中升起。
经过近两年艰苦而曲折的筹备工作,新加坡亚太交易所终于在2018年5月25日鸣锣开市,第一个品种——精炼棕榈油期货合约平稳推出!
这是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第一次走出国门创办衍生品交易所。我们给交易所确立的使命是打造大宗商品亚洲价格基准,而且我们坚信我们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未来条件成熟后,亚太交易所部分品种将直接采用人民币计价,以离岸方式服务在岸市场,从而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服务国家战略作出自己的贡献!(摘自《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
本文来源:大连商品交易所、新浪财经
100多年前,不少华人跋山涉水,南下东南亚地区,做劳工,讨生活。100多年后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华人打着“飞的”再次深入东南亚地区创业,目标所指却已是堪称金融中心皇冠上明珠的衍生品交易所。
上证报记者近日从多方获悉,由中国企业发起组建的新加坡亚太交易所(Asia Pacific Exchange,简称APEX)日前已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正式颁发的交易所牌照和清算所牌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在海外创办期货交易所将成为现实,也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大突破。
据悉,亚太交易所首席执行官将由朱玉辰担任。作为中国期货市场最早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朱玉辰在国内曾先后成功创立和管理了大连商品交易所(大商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金所)。亚太交易所董事长为陈惠华,她曾是新加坡历史上首位女部长,现为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KKR集团高级顾问。
朱玉辰2月24日在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亚太交易所拟于今年5月正式营业,首个上线品种为精炼棕榈油期货。未来,亚太交易所将立足新加坡、辐射亚太、面向全球,构建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心,打造亚洲价格基准,为亚太地区经贸发展提供一个新的风险管理平台,增强亚洲的定价话语权。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亚太交易所将是一家高起点、全方位和国际化的交易所。这个新平台把中国企业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它的建立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5月将正式上线首个品种
据介绍,亚太交易所是一家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金为2亿美元,主要投资股东包括中国华信、新湖集团、亚洲投资公司等中国企业及国内外的投资基金,共7家股东。其中,上述三家公司所占股比总计超过90%。
朱玉辰表示,经过两至三个月的仿真演练和客户准备后,亚太交易所拟于今年5月正式营业,首个上线品种为精炼棕榈油期货。未来,亚太交易所将重点围绕亚太地区的产业特点和发展需求,用5年时间构建完整的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产品线。
其中,在大宗商品方面,亚太交易所将选择东南亚最有优势的特色产品、新加坡贸易中转量最大的商品,以及中国、印度等国进口量最大的品种,包括能源、农产品、金属等。
在金融衍生品方面,亚太交易所将围绕股指、债券和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品种展开,探索汇率、利率、股票指数等金融衍生品交易,包括中国概念股指数衍生品、人民币兑美元的期货期权等。
朱玉辰介绍,东南亚特色品种主要包括棕榈油、天然橡胶等,中国进口量较大的品种主要包括原油、铁矿石、大豆等,而人民币相关的品种则主要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展开。
在他看来,人民币相关的衍生品交易将是亚太交易所未来的一个重点开拓领域和长项,最先推出的将可能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期货。股指期货方面则将优先考虑中概股指数期货。
作为一家国际期货交易所,亚太交易所的客户定位是国际化的,并不针对中国境内市场,而是覆盖东南亚、中东、欧美的客户和部分已经出海的中国企业。
亚太交易所的交易网络覆盖全球,交易和清算会员将涵盖新加坡、中国香港、欧美等地主流的期货经纪商。交易规则按照国际规范制订,满足全球投资者的交易习惯。亚太交易所设独立的清算所(APEX Clear),按照国际规范建立了中央对手方担保制度。
打造离岸期货市场试验田
亚太交易所最大的亮点之一是,将在海外推出人民币计价的商品期货品种,推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等金融期货品种,扩大人民币在商品定价、金融交易、国际贸易、清算与结算中的应用场景。
其中,即将推出的精炼棕榈油期货虽然采用美元作为计价货币,主要用美元交易和结算,但市场参与者仍可选择人民币冲抵保证金,同时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朱玉辰表示,亚太交易所未来将适时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这取决于市场需求以及境外人民币市场容量。其中,与中国市场密切相关的商品,如大豆等采用人民币计价的可能性更大。
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后,扩充人民币的海外应用场景,对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业内看来,亚太交易所有望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助推器作用。
胡俞越对记者表示,中国在国际市场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说到底就是为了实现资源可控制,价格可承受。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关键内容是以什么货币定价和给什么商品定价。如果以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就可助力中国谋求大宗商品定价权。新加坡堪称全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市场之一,也是亚太地区期货市场的一个战略制高点。亚太交易所若能充分利用这里的优势,推出人民币计价的衍生品,无疑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朱玉辰还表示,亚太交易所作为中国首个离岸衍生品交易所,将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金融创新的离岸试验田。
“正如伦敦长期充当美国的离岸金融市场,欧洲美元等衍生品都是在伦敦试验成功后,再引入美国国内推广。未来,许多期货品种可以在亚太交易所这个离岸市场的开放环境中先行先试,待成功后再移植到中国境内市场。”朱玉辰说。
不过,由于亚太交易所在产品线、交易时间等方面和国内期货市场高度重合,也有业内人士担忧亚太交易所是否将对国内期货市场形成冲击?对此,朱玉辰向记者强调,“对国内交易所来说,亚太交易所不是个挑战者、竞争者,而是补充者和配合者。国内交易所是主力军,亚太交易所是国内交易所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将服务和服从于国内交易所的发展。”
朱玉辰表示,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可借力“两条腿”走路。当前,国内期货交易所正以原油、铁矿石、PTA等商品为突破口,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探索期货市场的国际化发展路径,这是为“引进来”。
“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创办亚太交易所,为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打前站’,直接置身于成熟的国际市场,积极呼应国内期货交易所走向国际,开展有益的探索与尝试。这是为‘走出去’”。朱玉辰说,“两条腿”都可助力中国在大宗商品领域增强话语权。
他表示,亚太交易所将来愿意和国内交易所采取各种形式的合作,包括产品互挂甚至股权领域的合作。
胡俞越也认为,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包括“走出去”和“引进来”两大内容,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亚太交易所的建立,为国内期货市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国内交易所应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主动开放,里应外合,加快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
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
亚太交易所也是继新加坡交易所(SGX)和新加坡洲际交易所(ICE Singapore)之后新加坡诞生的第三家交易所。
朱玉辰表示,亚太交易所选择在新加坡,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的地缘和市场优势。作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新加坡地处国际大宗商品流通的十字路口,是纽约与伦敦之间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重要枢纽。众多大宗商品跨国公司总部或亚太总部云集新加坡,形成了发达的现货市场、期货市场、远期与掉期等OTC市场,拥有丰富的金融生态与完善的配套设施,具有显著的集聚与辐射效应。
另一方面,亚太交易所作为一个崭新的金融平台、贸易平台,是响应中央号召、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亚太交易所将把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更充分地传导出去,巩固和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亚太交易所是一个国际平台,我们通过该平台建立一个国际准则,让欧美企业认可我们的规则并参与交易,这极富挑战,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朱玉辰说。
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中国企业走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交易所,其意义不亚于建设一条新的铁路或公路。
胡俞越认为,亚太交易所作为重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具有价格发现、资源配置、风险管理、投资交易等一系列重要功能,将促进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整合与提升各类要素资源,深化“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
本文来源:中国证券网
本文作者:宋薇萍
《Is there smart money? How information in the futures market is priced into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 with delay》论文速读。本文主要研究了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长期关系,并进行了多个对比实验来验证其结果的可靠性。具体来说,作者首先通过构建基于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来衡量商品生产商的业绩表现,并将其与股票市场的表现进行比较。然后,作者进一步使用回归分析来检验这些信号变量是否能够预测股票市场的表现,并使用不同的权重和滞后期来控制可能存在的噪声。最后,作者还使用单排序方法和Fama-MacBeth交叉截面回归来进一步验证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在第一个实验中,作者使用不同的权重和滞后期来计算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并将其与股票市场的表现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无论是使用价值加权还是度量加权,信号变量都能够显著预测股票市场的表现。此外,作者还发现,这种预测能力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而增强,表明期货市场对未来信息的获取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在第二个实验中,作者使用回归分析来检验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是否能够预测股票市场的表现。结果显示,无论是在整体样本期间还是在非衰退期间,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都能够在四个因素模型的基础上产生显著的超额收益。此外,作者还发现,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可以解释股票市场的大部分异常收益,表明期货市场对股票市场的预测能力是可靠的。
在第三个实验中,作者使用单排序方法来进一步验证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是否能够预测股票市场的表现。结果显示,无论是在等权分配还是价值加权分配下,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都可以显著预测股票市场的表现。此外,作者还发现,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的表现呈现出单调性,即信号越强,预测效果越好。
在第四个实验中,作者使用Fama-MacBeth交叉截面回归来进一步验证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是否能够预测股票市场的表现。结果显示,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可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显著预测股票市场的表现。此外,作者还发现,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对于不同滞后期的表现也是稳定的,表明期货市场对未来信息的获取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期货市场对未来信息的获取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并且期货市场的信号变量可以有效地预测股票市场的表现。这对于投资者和分析师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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