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份，台湾地区著名体育主持人傅达仁家人在台湾“安乐善终成立大会”上曝光的傅达仁在瑞士执行安乐死的纪录片，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在癌症病痛折磨下，安乐死是否是一种符合人道与科学的选择呢？
癌症，可以说是危险度与治愈难度很高的疾病，不少人“谈癌色变”，就是因为癌症不仅会快速的破坏人的生理系统的健康，同时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次精神的摧残，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让患者陷入深深的恐惧与绝望中。
首先，癌症对于患者的生理系统的伤害是残酷的。肿瘤分为良性与恶性，恶性肿瘤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症。
1. 癌症最直接的，
2. 其次，由于癌细胞快速繁殖扩散的特点，患者的各个器官会发生衰竭，
3. 癌症患者由于癌细胞的快速繁殖，癌细胞不断抢夺人体的营养物质，同时癌症对于患者的消化系统影响严重，因此患者会出现食欲不佳以及快速消瘦的症状。
4. 癌症破坏患者的免疫系统，人体健康屏障被破坏，细菌病毒更容易侵扰。因此，癌症患者十分容易出现病毒感染 ，受到各种病痛的折磨。同时癌症十分容易影响患者的神经系统，导致身体机能的问题，严重还会造成瘫痪等现象，降低患者的生存质量。
5. 治疗的副作用。 癌症可以通过手术切除、化疗等方式进行治疗，不仅治愈率低，同时化疗、放疗等手段会杀死本来健康的细胞，产生呕吐、恶心、脱发、皮肤灼伤等各种严重的副作用，增加患者痛苦。
从癌症对于患者的精神影响上来说。由于癌症带来的巨大的生理病痛，患者的精神备受煎熬，需要面对治疗失败的可能，面对治疗的痛苦经历，尝尝处于巨大的痛苦与迷茫之中。而不少没有调整好心态的患者，精神的巨大压力，对于癌症的治疗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甚至出现患者自杀的悲惨结局。
很多癌症患者反映，癌症让人痛苦不堪，尤其到了晚期，治或不治特别难抉择：治，可能人财两空，病人也受累；不治，癌痛、器官衰竭又特别折磨人，如果能有安乐死，让晚期癌症患者尊严地死去，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选择安乐死的人，一定要经过生理测试、心理测试等一系列复杂严格测评，在尊重病人真实意愿之下进行。目前，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十分有限。 实际上，在社会人文、医学的各种影响之下，许多国家对于安乐死依旧保持谨慎的态度。
相较于国际来说，我国的死亡教育还处于比较缺乏的状态。对于生死的问题，国人依旧十分忌讳。患者、家属对于治疗的态度，同时也是对于死亡与生命的不同看法造成的。安乐死是否应该纳入到癌症患者的治疗中，也是在尊严与生存中的选择。
安乐死是人类对于生命尊严的思考与选择。而安乐死的实施，同时也受到道德伦理观念与法律的限制。安乐死的合法化，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完备的律法保障、科学技术的支持与社会生死观的不断深化发展。
当然，即使无法安乐死，但小编还是要呼吁患者不要放弃。
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对于癌症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样，整体向治愈率不断提高，并且治愈过程尽量兼顾患者生存质量的良好发展进行。因此，对于癌症患者来说，癌症并不是“判死刑”，患者、家属以及医生依旧要树立起乐观、豁达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珍惜生命，始终是癌症治疗中的支持，治愈与延长生存期，是治疗的目的。
总之，珍惜生命是一切基础，而在一定程度上，患者的意愿也要考虑，患者的生命得到尊重，要不断平衡生存期与生存质量之间的矛盾。#清风计划##癌症离你有多远#
参考资料：
[1]张宏伟. 刑法谦抑性原则背后的人文关怀与司法温度[N]. 人民法院报，2019-05-24(007).
[2]杨曦雨.中国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9(13)：245-246.
[3]陶苇. 安乐死是最好的生命教育[N]. 中国经营报，2019-03-04(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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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的一天，已无药可医的夏素文，再次被疾病折磨地连连哀嚎，她声泪俱下地祈求儿子：“别给妈妈治了，让我快点死吧！太难受了！”
儿子王明成不忍看到辛劳一生的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扑通是”一声就跪下了，求母亲的主治医生蒲连升让母亲“安乐死”。
最终，夏素文在安睡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安乐死的病人。
而为她开具安乐死处方的蒲连升，却在几年后接受采访时说：“非常后悔，以后再有这事，即使给我100万，我也不干！”
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蒲连升大夫冒着极大风险给病人开出“安乐死”呢？
这，还要从孝顺儿子为母求药开始说起。
1984年，夏素文因腹部胀痛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做了一段时间治疗后，她回到家中休养。
1986年时，夏素文的病情突然恶化，儿子王明成急忙把母亲送往汉中传染病医院住院治疗。
此时，夏素文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不仅腹部胀痛，下肢水肿，无法走路；甚至无法正常排尿，会无意识地大小便失禁。
日常吃饭时，刚吃到嘴里就开始恶心、呕吐，喂喂停停好几次，才吃得下一点点饭。
看到母亲这样，王明成心疼不已，经常暗自掉泪，能做的只有更加悉心地照顾母亲，期待母亲的病情会有好转。
然而，母亲依旧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王明成心里没底，就问母亲的主治大夫蒲连升：“我母亲的病到底还能不能治？”
面对病人家属，蒲大夫只能实话实说：“已经晚期了，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拖一天，是一天。”
听到如此真实的回答，王明成瞬间寒彻心扉，整日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已被病痛折磨得脱了人形。
不仅夜不能寐，饭不能吃，有时难受得还会拿头撞墙，边撞还边喊：“咱不治了，妈不想活了，太难受了！”
起初听到这话时，王明成以为母亲只是发泄一下，没想到母亲稳定的时候，非常郑重地拉着自己的手说：“妈说的都是真话，反正也治不好了，就想少遭点罪，早点走！”
看到母亲一心求死，王明成崩溃大哭，感到巨大的无助与绝望。但他又深深理解地母亲的痛苦，经过反复的思考与挣扎，他决定帮助母亲早日脱离苦海。
于是，王明成走进蒲连升大夫的办公室，祈求大夫能够让母亲没有痛苦地离开。
刚听到这句话时，蒲连升大夫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等再次确认，确实是想要对夏素文实施安乐死时，蒲大夫勃然大怒。
他怒斥道：“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这绝对不可能，你出去吧！”
听到大夫的断然拒绝，王明成只能走出办公室。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一次不成，他就再求一次，直到第三次，他进门就跪倒在蒲大夫脚下。
“求求您了，蒲大夫，我妈实在是受不了了，您帮帮她吧！这里有一份免责协议，我们已经签好字了，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就当做一次好事吧！”
听着病人家属声泪俱下地请求，又回想起夏素文被病痛折磨时的状态，蒲连升不禁动摇了，最终开出了“复方冬眠灵”。
在这张要命的处方上，蒲大夫注明：“家属要求”，并且让家属王明成亲自签字确认。
如此特殊的药单，药房的护士看到心里一颤，专门找到蒲连升，再次确认，并劝他三思。
此时的蒲连升心里也有些打鼓，但终究没有更改。
1986年6月29凌晨，蒲连升开始对夏素文执行安乐死。注射的时候，蒲连升想到一般护士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于是专门找来实习生蔡建林。
怎奈，蔡建林得知是安乐死的药物时，也不想做，蒲连升只好威胁他说：“如果不做就回你卫校去！”
蔡建林没有办法，为了保住工作，只能在蒲连升、王明成的注视下，将冬眠灵注入进到夏素文的身体。
最终，夏素文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安然离开人世，成为我国第一个安乐死的病人。
看着病人脱离苦海，蒲连升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颇有慰藉，然而，没过几天，自己居然被控告起诉故意杀人。
而控告蒲连升的人正是王明成的两个姐姐。
原来，夏素文住院时，这两个姐姐很少来，她们根本不知道，安乐死是自己母亲的意思，更不知道是自己的弟弟百般求告蒲大夫才有的结果。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当她们了解事实，想撤诉时已经来不及，蒲连升和王明成都被捕入狱。
此事一出，社会上一片哗然，人们对这全国第一起安乐死事件议论纷纷。
对于此事，很多人觉得蒲连升是助人为乐，毫无罪过；然而，还有很多人认为蒲连升作为医生，毕竟是违法了，该受到相应的处罚。
作为当事人，蒲连升自觉非常冤枉，认为自己既没有接受贿赂，又没有杀人动机，关键是整个事情都是患者家属一再请求，还在免责协议书，以及处方上签过字的。
但他仍然在看守所被关押498天，保释后，又上诉，直到5年后，1991年4月，通过法院审理，蒲连升才被宣判无罪。
虽然结果无罪，但经过这一事件，蒲连升的事业和生活遭到了毁灭式的打击。
他不仅丧失了原来晋升提拔的机会，还受到之前同事的指指点点，身边朋友的刻意疏远，以及家人的指责和埋怨。
几年后，蒲连升接受央视采访，谈起此事，表示：“非常后悔，如果再有这种事，就算再跪下求我，再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再干！”
蒲连升之所以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如此懊悔万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国家并没有将“安乐死”合法化。
而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这种行为的结果就会截然不同了。
世界上，有很多同夏素文一样的人，在毫无希望的生命末期，选择安乐死。
他们不需要像夏素文一样费力祈求，执行的大夫也不需像蒲连升一样遭受审判。
他们只需去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执行。
其中，我国台湾著名体育主持人傅达仁，在他85岁时，就选择到瑞士执行安乐死。
傅达仁83岁时，检查出患有胰腺癌症，起初他进行了积极的治疗，虽然每次的手术和化疗都极度痛苦，但他都坚持下来了，只是这些方法并没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
直到两年后，病情进一步恶化，连止疼针都已不起作用，留给他的，只有锥心刺骨的疼痛，和虚弱不堪的身体。
他深深明白，自己已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不愿意再忍受如此痛苦的生活，于是，在家人的陪伴下，他飞到瑞士，轻松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个选择安乐死的科学家，与夏素文和傅达仁不同，他既没有绝症，也没有无法承受的身体痛苦。
只是因年龄太大，身体机能严重下降，失去了很多快乐，而主动选择了结束生命。
他就是澳大利亚著名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古德尔，从年轻起，一直到83岁，古德尔的生活都非常充实且快乐。
他非常喜欢学习，并实实在在践行了“终身学习”，退休后仍然津津有味地研究学问，撰写论文，编辑丛书。
此外，他还有很多的业余爱好，年轻时，踢足球、打羽毛球、打网球、荒岛探险；退休后，仍然坚持运动和冒险，每周还会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舞蹈戏剧团里担任演员。
83岁时，他还被伊迪斯考文大学邀请，成为名誉研究员。但也从这一年开始，不断增长的年纪慢慢斩断了他所有美好的生活。
刚开始，因为年纪过高，古德尔被吊销了驾照，去学校上班很不方便，为此还不得不放弃自己多年在戏剧团排练节目的爱好。
接下来，90岁时，心脏又出现问题，不得不继续放弃自己热爱的网球运动。
102岁时，因为年龄的问题，被学校委婉建议，不需要再来学校上班，从而失去了自己交流的圈子。
这期间，视力也逐渐出现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深深地影响各方面生活。
2018年，104岁时，古德尔又在自家地板上重重摔了一跤，且在地板上躺了两天，才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治疗。
这次摔倒，让古德尔再不能直立行走，只能靠轮椅生活，而且他再也不允许独自过马路，独自外出旅游。
所有的这些变化，让古德尔觉得生命没有了任何意义，而且自己也毫无尊严，一点都不快乐。
在自己104岁生日时，他向所有来参加生日聚会的朋友说：“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想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活得很不快乐！”
于是，在生日结束1个月后，古德尔同傅达仁一样，前往瑞士选择安乐死。
人生两头，一个生，一个死。
何时出生，生在何家，我们无从选择，只能依靠命运的安排。而另一头，何时死，如何死，大多时候也都无从知晓，更无法选择。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变化，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赋予“安乐死”合法化，比如瑞士可以帮助外国人执行安乐死。
在这些国家，难以承受的患者可以选择这种没有痛苦的方式结束生命。
也就意味着，原本只能听天由命的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己主宰死亡的方式和时间。
像上文中遭受病痛折磨的夏素文、傅达仁，以及精神感到不快乐的古德尔，他们都从安乐死的方式中得到了生命的解脱。
然而，安乐死作为结束生命的手段，在现实中还存在着很多争论。
一方面，它在快速解除患者痛苦的同时，也抹杀了生命的某种可能性，使得再没有挽回的余地。
另一方面，从道德、伦理、宗教方面来讲，可能会与很多人的观念相冲突，从而产生激烈的矛盾。
此外，安乐死的执行也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现实风险，尤其可能引发“故意杀人”。
如此种种的争论，安乐死终究只在少数国家执行，我们国家也没有将其合法化，蒲连升才落得如此下场。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当走到人生的边缘，是挣扎着多坚持一段时间，以待奇迹多的发生，还是轻松的抖落生命，终结痛苦，都在于自己的一念之间。
不过，面对来之不易的生命，还是要郑重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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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沐清风
编辑：剩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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